武夷新区启动审计约谈制度 对“请吃”说“不”

比如说平台经济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平台经济到底是政治系统还是经济系统？回到我曾经参与的《食品安全法》修改工作。

行政权非有法规的根据，不得对特定人免除其法规上的义务或为特定人设定特权。在法律的范围上，法律保留的法律仅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而不包括行政法规和规章等。

[73]但遗憾的是，《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8年）第82条第1款将法律规定的原则改成了例外。顺便提及，罪刑法定原则与租税法律主义具有类似性。实践中，我国虽然在立法技术上已取得不小的进步，但法律规定仍然相对原则、笼统。有法律根据即可，一般条款、概括授权也无妨，总归是议会的意志。[38]高田敏·前揭注[36]12頁参照。

如果在国民主权模式之下思考立法与行政的性质，立法是在宪法之下始源性的法的制定，行政是法律的执行。例如，其第27条规定，日本臣民之所有权不受侵犯。根据促进型立法所规范的公共事业领域的不同，才能确定其属于何种对应的法律部门。

法律部门定位是法律定位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回答的是法律的部门法归属，这对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而言至关重要。文化资本的差异一旦从家庭内部产生，以后通过制度建设再对家庭教育不平等的结果进行修复，是很难扭转未成年人后天的阶层差异的。就《家庭教育促进法》而不是《家庭教育促进法》而言，其更多是调整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家庭教育促进关系，而不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家庭教育关系。再譬如，《教育法》（2021年）除了规范国家和各类教育机构的职责外，还在第9条规定了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条明确将立德树人确立为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这就要求家长积极转变重智轻德的教育观念，投入更多的时间陪伴和照顾孩子。三、 社会法定位对于《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的影响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社会法定位对于其实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从各地的调研情况来看，家庭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较为严重，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初步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有的覆盖面不够，有的尚未起步。弱势群体是相对于普通群体而言的，只要人与人的差别存在，社会上就一定会有普通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区分。就促进型立法的全部意义而言，其根本宗旨应该是为公民的主观公权利服务的。[12]而从学术界的观点来看，目前对社会法的内容体系还没有达成普遍共识。

最近有学者从社会法的功能主义立场出发，将不平等性、持续性和外部性问题提炼为社会法的三个核心命题[13]，深具启发意义。主观公权利强调的是公民对公共机关的权利主张，而目前我国的促进型立法都是以客观法的面向存在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妇女联合会的共有职责有：（1）制定、修订并及时颁布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第24条第1款）。此外，我国还有为数不少的事实孤儿。

由于《家庭教育促进法》在文本上存在若干规范缺失的问题，导致其在法律部门定位上存在困难，但是通过分析其与教育法、婚姻家庭法和社会法的关系，发现从社会法的部门法定位对其进行认识将有助于它的实施，并有助于加强其与社会法内其他法律法规如《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衔接。独特性是区分此法律和彼法律的标准，而确定独特性的依据通常是法律所调整的对象的不同或者是调整方式的差异。

从社会法增进家庭教育各主体的参与权利而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是改善家庭教育社会治理的一大契机。首先，《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条并未写根据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制定本法。

原因在于：第一，由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妇儿工委在机构性质上属于议事协调机构，还不能算作行政实体法意义上的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构，而且妇儿工委并不直接和家庭或者社会机构发生联系，这就很难从妇儿工委与其他机关或者群团组织的联系中判断《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部门法定位。基于此，笔者接下来在对《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法律部门定位的各种可能观点进行分析后，将其定位于社会法。[14]为此，针对婴幼儿照顾服务，国务院办公厅还专门印发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号）。对于《高等教育法》和《教育法》来说，由于公民的受教育权的保障主要是由承担国家公共教育职能的教育行政部门来承担的，那么《高等教育法》和《教育法》显然属于行政法的部门法范畴。（5）为特殊群体提供家庭教育服务（第30条）。且不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纲要2010-2020》第（六十二）条就是从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层面提出制定家庭教育法律的，单就《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名称包含教育二字，就会让人联系起教育世界由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构成的传统观点。

[2]虽然家庭教育法律最后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时是称作《家庭教育促进法》，但是从它的法律文本来看，对其进行法律部门定位依然存在较大困难。（4）加强家庭教育指导队伍建设（第27条）。

即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绝对贫困的现象可能消失了，但是相对贫困的现象在短时间内依然会存在。（一）突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目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属于公共服务但还不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

今后，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应完善与《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的配套制度，如制定《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突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家庭教育精准帮扶和家庭教育社会治理。有学者指出，教育法律关系中的核心是师生关系，由师生关系建构起教育法律体系的大厦。

再次，对于家庭教育的内容和原则，《家庭教育促进法》都做了规范指引。由此观之，虽然《家庭教育促进法》含有与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相关的内容，但是和作为私法的婚姻家庭法的精神已经大异其趣。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民发〔2019〕62号）的精神，对事实孤儿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也应该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促进型立法的客观法面向突出了公共机关的履职行为，而没有为公民对主观公权利的主张留有余地。

仅就外部性问题而言，家庭教育之所以由家事上升到国事，原因就在于：家庭教育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未成年人进入社会后是亲社会性还是反社会性，是融入社会还是逃避社会，是造福社会还是危害社会。注释: [1]姚建龙.从子女到家庭:再论家庭教育立法[J].中国教育学刊,2018,(9). [2]叶强.论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及其立法规范[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0,(1). [3]江国华,童丽.反思、拨正与建构:促进型立法之法理阐释[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4]李少梅,唐 宇.家庭教育立法的现实诉求及应对策略——以S省立法调研为例[J].中华家教,2021,(4). [5]李晓巍,刘倩倩.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回顾与展望[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1). [6]李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1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1,(3). [7]林建军.家庭教育法的调整对象及其逻辑起点[J].河北法学,2021,(5). [8]叶强.家庭教育立法应重视提升家庭教育能力[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3). [9]雷槟硕.教育法是独立的部门法[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10). [10]张鸿巍,于天姿.亲权与国家亲权间的平衡:探求家庭教育的实现路径——兼评《家庭教育法(草案)》[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4). [11]王春霞.家庭教育由传统家事上升为重要国事[N].中国妇女报,2021-10-25,(2).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N].人民日报,2011-10-28,(14). [13]丁晓东.社会法概念反思:社会法的实用主义界定与核心命题[J].环球法律评论,2021,(3). [14]边玉芳,张馨宇.新时代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内涵、特征与构建策略[J].中国电化教育,2021,（1）. [15]陈云凡.加快推进家庭教育立法的实践逻辑研究[J].中国德育,2021,(4). [16]辛斐斐,范跃进.政府购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价值、难题与路径选择［J］．中国教育学刊,2017,(11). 作者简介：叶 强，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讲师，海南经济特区法治战略研究基地研究员，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法律与政策。

从社会法增进普通家庭的社会福利而言，在基本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制定的过程中，有必要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从而推动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根本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用社会治理取代了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理念在全社会迅速传播，在家庭教育领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从官方的态度来看，《家庭教育促进法》也是被当作社会法的。由于《家庭教育促进法》没有规定主观公权利条款，据此就不能从实现主观公权利的公共机关中去判明它的部门法定位。

这就要求政府提前谋划，积极应对，可以借鉴美国实施早期开端计划(Early Head Start)的经验，先从留守流动儿童家庭的教育指导服务政府购买做起，待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广。为此，本文着重就这一主题进行学理阐释，从而推动《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正确有效实施。《家庭教育促进法》亦是如此。（二）突出家庭教育精准帮扶 从脱贫攻坚时代进入乡村振兴时代，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开启共同富裕建设新征程，我国在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过程中，仍然离不开对特定弱势群体的家庭教育精准帮扶。

（5）负责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日常检查和专项督导（第52条）。通过体系化梳理《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各个条款，可以大致厘定教育行政部门的专门职责有：（1）推进家庭教育学科建设专业化、科学化建设（第11条）。

通常促进型立法指的是以提倡和促进某项公共事业的发展为目标的专门领域立法。其次，《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家庭责任章只提监护人的责任，未提监护人的权利。

由此可见，将家庭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一方面有助于每个家庭均等地接受必要的家庭教育知识，另一方面有助于完善现有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家庭教育带有的这种强烈的外部性色彩决定了立法者应该从社会法的视野来制定家庭教育法律。